此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多着眼于以公民个体组成社会信用平台体系，但或许首先从社会机构的信用建设入手，才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终南捷径。观诸现实，承担着社会信用构建重任的组织结构，有的时候却成了信用的捣毁者，而这种破坏的负面作用要远远大于公民个体的不诚信。

　　近日网络上流传帖子称江苏省人民医院4名医生感染艾滋病病毒，并牵出一名女医药代表。江苏省人民医院此前发表辟谣声明并没有止住谣言，而真实的情况是医院只有一名医生HIV检测异常。目前一名网络造谣者已被拘留，被牵出的医药代表将提出索赔。（5月27日《中国青年报》）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民医院前任院长黄峻教授的分析：无论真相如何，这起风波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众对于医生甚或医药行业的不信任，“这是一个行业很可悲的事情”。通观这起风波的始末，已经远远跳出了“谣言—辟谣—平息”的传统模式，辟谣不仅无济于事，甚至成了谣言更为旺盛的助燃剂，让人徒叹谣言之可怕，更感叹社会信任危机真的是“狼来了”。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市场经济已经确立了其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但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信用体系依然羸弱不堪。江苏艾滋谣言风波，成了信用体系贫弱的最新例证———作为当事者的医院，以公共的权威名义所发表的辟谣声明，竟然抵不过捕风捉影和碎片化的谣言而不为所信，社会中信任与被信任的关系在这个层面几乎荡然无存，医院声明的信用价值跌入低谷。此情此景，不只有尴尬，更应该有反思。

　　此前我们谈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多着眼于以公民个体组成社会信用平台体系，通过“一处失信，寸步难行”的制度约束和诉求，完成社会信用体系大厦的构建。但江苏艾滋谣言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在社会信用整体贫乏的语境下，或许首先从社会机构的信用建设入手，才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终南捷径。事实上，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也明确了社会机构的突出作用，譬如强调政府信息公开是信用服务市场发展的基础；强调社会机构要健全负面信息披露制度和守信激励制度。

　　观诸现实，一定程度上恰恰是一些社会机构在无所顾忌地破坏社会信用。银行服务业的霸王条款下，很多信用层面的价值理念被抛弃，一个被揪了的计息“不算31日”如果不是被消费者揪出来，不知道还要执行到何时；一些公共事件关乎真相的公开发布，总是与常识、与公众的智商存在偏差；各行各业中跳出来挑战潜规则的人，总是为机构内的环境所不容；反复强调的公平正义，总在某些领域被某些堂皇的借口所突破……承担着社会信用构建重任的组织结构，有的时候却成了信用的捣毁者，而这种破坏的负面作用要远远大于公民个体的不诚信。

　　社会信用体系大厦，就这样一边被建构，一边被解构，于是反反复复地在原地踏步甚至愈来愈脆弱，脆弱到辟谣已经无济于事。所以，江苏艾滋谣言风波不只“是一个行业很可悲的事情”，更是整个社会信用危机的危险信号———这让我们认识到：在任何一件事上，不撒谎是多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