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2日，穆迪公司前主管弗斯、标准普尔公司前主管雷特和肖·伊根一起出席美国国会关于评级机构与金融危机的听证会。

　　金融看台

　　金融危机蔓延多国，而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的地位岿然，继续发挥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影响力。德国有媒体最近发表文章指出，国际大型信用评级机构掌握着证券、金融产品和公司的生杀大权。过去，三大评级机构对一些金融衍生品给予过高的信用评级，加速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和膨胀；如今，它们又无情地大幅调低上市公司的信用评级，这种做法可能令危机进一步加深。谁来给这些金融市场上的“评委”打分？如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各方关注。

　　本专题文字：王希怡

　　很少人有理由对金融危机的到来感到高兴，但是肖·伊根是其中一个。“我们的业务疯狂增长。”他高兴地说。

　　伊根是美国费城一家小型信用评级机构的老板。多年以来，他一直不遗余力地质疑和批评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简称“三大”）——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大”垄断了金融产品信用评级市场。伊根认为，“三大”在过去的评级中犯了很多错误。

　　“三大”过高的信用评级，令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即使在金融市场崩溃前的一分钟仍然觉得安全。在他们眼中，“三大”的最高评级（三个A）就是公司业务稳固和利润的保证，哪怕这些公司的根基已经摇摇欲坠。雷曼兄弟公司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该公司申请破产的前一天，它仍然获得“三大”给予的高信用评级（分别是A，A2和A+）。

　　类似的情节在其他次贷股，以及陷入严重财务危机的公司如AIG和美林证券等上演。

　　权力：掌握“生杀大权”

　　大型评级机构掌握着证券、金融产品和公司的“生杀大权”。如果它们对一个国家的金融体制不看好的话，连一个国家都会因其负面评级而受影响。今年1月，这种情况就在西班牙发生过。由于政府债券信用评级被调低，导致西班牙央行迅速调高利率。

　　过去， “三大”的一个“+”“-”相当于一石激起千层浪，每当它们调低一家公司的信用评级，就会引起恐慌。

　　发展史：低风险、高回报

　　1909年，当约翰·穆迪以自己的姓氏创建穆迪公司，负责对一系列变换无常的铁路证券予以评级。在1929年市场崩溃时，穆迪公司所给予评级的股票没有一只出现价格大幅下滑的现象，这显示出穆迪公司的评级非常可靠。从此，投资者开始信任穆迪评级，而且很乐意为其提供的客观分析埋单。

　　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穆迪的继任人以及竞争对手标准普尔改变运营模式，开始向被评级的公司提供分析，并进行收费。基本上，评级业务的这种运营模式万无一失，即使偶然出现判断失误也无关要紧。无论经济好坏，人们都需要评级服务。在很多时候，甚至连政府监管部门也需要参考评级公司的分析报告。因此，在评级行业，至少30%的利润非常常见。

　　问题根源

　　评级者收入来自评级对象

　　对“三大”名誉造成最严重打击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包含了“三大”分析师写的一些电子邮件。一位分析师写道：“即使这笔生意是牛做的，我们也会给予评级。”另一位分析师写道：“希望在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时，我们都已经带着巨额财富退休。”

　　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些评级机构的运作模式。它们的收入来自请它们评级的公司，这些公司渴望得到高的信用评级。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三大”在“盈利机器”的推动下赚得盘满钵满。2006年，标准普尔税后收入高达12亿美元，穆迪13亿美元。

　　面对各界指责的巨大压力，现在“三大”开始采取措施致力恢复形象。为了争取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它们开始大幅调低对金融机构毒资产的信用评级。矫枉过正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一家银行获得的评级越低，它需要的储备金就越高。这意味着银行无法动用储备金，其贷款能力因此而大幅下降，无法对那些急需援助的中小型企业施以援手。这无疑不但不利于缓和危机，反而可能加剧金融危机。

　　解决方式

　　评级服务由投资者埋单

　　伊根公司及其他小型评级公司至少已经证明了其他运营方式的存在。这些公司的收入只是来自投资者，而非评级对象。

　　“快速评级”公司的运营模式更为大胆。CEO詹姆斯·盖洛特没有雇用任何一位分析师。相反，他在印度班加罗尔、美国纽约以及澳大利亚开设电脑中心。公司22位雇员大部分是电脑和市场营销专家。

　　盖洛特说：“我们所有的操作都是自动运行”。他坚决反对“主观分析研究”，而宁愿依赖电脑软件分析。盖洛特认为，至少电脑软件不会被华尔街的银行收买。而且电脑软件早在危机来临之前就已经预测到美林、花旗等机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