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运作模式势必对市场效率造成损害，扭曲金融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因此，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化转型中国家信用的逐渐淡化并退出是必然的，金融市场化进程要求国家信用退出商业性金融机构.

   在开发性金融阶段，国家开发银行的运作模式是：“政府选择项目入口—国开行孵化—实现市场出口”，其运作基础是国家信用，即凭借组织增信实现符合国际标准的一流市场业绩。商业化转型意味着其运作模式的改变，政府入口所依赖的国家信用平台受到动摇，而美国商业银行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的脆弱性则使其发出了还是中国国有银行有国家信用背景好的感叹。那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开行进行的商业化转型，国家信用应否退出呢？

   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一部分，本质上是一个金融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财政）配给向市场方式转变的过程。金融发展的一个基本功能是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信用体系，即交易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构成了金融市场有效性的基础。信用体系包括公共信用、商业信用和个人信用3个层次。发达的商业征信体系有利于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促使资金供求在更高的水平上达到均衡，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开发性金融的运行模式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一方面逐步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另一方面推进市场主体的治理结构建设、法人建设、现金流建设和信用（结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并提高自己的机构信用。国家信用的本质是一种资源配置的计划方式，有一定的适用领域和范围，不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金融和企业的健康发展。在社会信用瓶颈已经得到很大缓解的条件下，国开行运作模式的转变将有利于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发展。

   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次贷危机的本质是其金融机构商业信用的危机，起因于其金融市场的过度发达和缺乏必要的政府监管。而中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远谈不上发达，金融产品、金融创新等均不足以构成形成危机的条件，较多的金融监管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危机的发生。

   对于美国金融市场而言，是政府介入不够，无论是在完善金融机构的商业信用、维护商业征信体系的健全方面，还是在完善金融市场的监管方面，这造成了其金融市场充满活力的同时，也充满了危机和风险。而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而言，目前政府仍然较多地参与其中，无论是对金融机构的运营和监管，还是对市场交易规则的制定和维护，换句话而言，“父爱主义”仍然普遍存在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之中。

   美国商业银行在次贷危机中的脆弱性是和美国政府在此之前对其行为的放任、对金融市场信用体系的信任、对金融市场的干预不足紧密相关的。而对中国的金融机构而言，情况恰好相反，中国政府仍然站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背后，以有形无形的国家信用介入其中。

   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制度问题，而制度问题则表现为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对国家信用的依赖。从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进程可以看出，无论是商业化改革还是股份制改造、完善治理结构至上市，其对国家信用的依赖正在慢慢弱化，而其自身的商业信用正伴随着市场经营业绩的改善逐渐提升。对于政策性银行而言，作为中国金融体系中主要承担弥补市场失灵功能的一部分，由于其国家信用背景造成的预算软约束，使其在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都面临着财务亏损的局面。

   在中国，随着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加深，中长期投融资市场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的逐渐完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而开发性金融运作模式的信用背景也发生了变化。在此情况下，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运作模式势必对市场效率造成损害，扭曲金融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因此，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化转型中国家信用的逐渐淡化并退出是必然的，金融市场化进程要求国家信用退出商业性金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