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重构社会福利体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民权在谈到欧盟和中国遇到的挑战时说，欧盟的挑战是建立一个跨国界的整体的创新政策，但中国还没有一个国家性的创新体系。我们还没有区域性的创新机制，可能在区域之间没有一个差异的处理。所以尽管在欧盟我们有一个超国家层面的体制设计，我们在中国则是在更低的层面上，在地区层面上没有一个合理的设计，这是我们双方的差异。

   刘民权表示，在现行的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关注领域。创新也可以成为这个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对于发展中小企业，这方面我们看到的挑战就是缺少一个以信用为基础的创新体系。信任缺失是我们看到的问题。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存在这样的现象。以下为刘民权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全文：

刘民权：

   去年大概是5月份，基金会组织了十多个人去丹麦访问，通过那次结识了不少朋友，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怎样灵活与社会保障很好地结合起来，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挑战。Susana Borras的PPT我是昨天晚上才有时间看的，我以为是关于社会保障的，一看是关于福利体系的，我没有相关的思想准备。为什么我们在讲社会保障的时候要提到福利体系呢？也就是我们既要受到保障，同时要使我们的市场赋有竞争性。这样有几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做的：第一个是劳动力市场。另外讲到竞争性的就是技术创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的。我提出一个观点，这方面中国和欧洲，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都面临着挑战。但是我们可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我想先和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相关的理论文献等等，之后我再说明我的观点，然后我举一个例子，最后说一下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挑战。

   首先在文献当中，在上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都知道不同的行业对增长会有不同的影响，尤其是在整个国家的生产和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不同的行业所产生的影响和深度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谈到生产创新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整个生产的架构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有活力的概念出现了，或者是一个更有战略性的概念出现了。在几年之前，安德森教授也提到了对于生产体系更有活力、更为灵活性的概念，包括产业的生命周期等等方面的一些理论。在相关的评论和批评方面，在安德森的做法当中，所谓的使用者部门和生产者的部门之间的交流，以及需求的质量，已经变得重要了。但是体制方面的要求却有了缺失。在这之后，有一个新的国家产业体系的说法，也就是说在公司和市场国家组织方面的不同，也是决定一个国家增长和发展不同的很重要的因素。这样的一个发展层面，是在1996年由威特利引入了国家产业或者是国家商业体系的概念解决的。

   这个国家的业务体系基本理论是说在整个生产的过程中，需要把非连接的组织以及其他不同的行业，包括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加入进来，获得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在这个网络的有效运作当中，必须要扮演一个重要的作用。我们谈一下中国的情况，可能在这个方面是有一些问题的。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当中，这些公司可以进行高度的专业化和劳动的分工，因为他们可以和网络的合作伙伴进行风险的分享。

   国家的创新体系做法代表了一种国家生产体系和国家商业体系的综合。因为一方面是希望能够把结构上的和体制上的特点给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共同发展，以一个系统性的方式来进行综合。看看什么是地区性的创新体系呢？为什么会有地区性的创新体系呢？为什么需要他呢？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公司间的网络合作。他们需要进行规模经济的运作。如果我们看看中国的情况，公司之间的合作本质上是地区性的创新合作，第二创新是一个交流的过程，是一个不同的体制性的过程而组成的。第三地区性的集群和专业化对创新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看韩国的情况，韩国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开始有一个很大的产业综合创新政策，更多的之后就转向了中小企业的创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是越来越多的强调战略性创新的政策。

  谈谈欧盟和中国的挑战是什么？有什么不同呢？欧盟的挑战是建立一个跨国界的整体的创新政策，但是中国还没有一个国家性的创新体系。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区域性的创新机制，可能在区域之间没有一个差异的处理。所以尽管在欧盟我们有一个超国家层面的体制设计，我们在中国则是在更低的层面上，在地区层面上没有一个合理的设计，这是我们双方的差异。

  再考虑现行的金融危机，中小企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关注领域。创新也可以成为这个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对于发展中小企业，这方面我们看到的挑战就是缺少一个以信用为基础的创新体系。信任缺失是我们看到的问题。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存在这样的现象。我们更需要能够对这些问题进行呼吁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