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报》报道说，广东省2009届毕业生招聘会（财经政法类专场）在广东商学院举行，信用简历首次亮相招聘会现场，以后用人单位再也不用为核实应聘者简历的真实性苦恼了。这一消息的亮眼之处在于“信用”一词。孔子当年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将人的信用提到立世之本的高度，而不知从何时起，“信用”却成了中国社会极其稀缺的资源，这种稀缺大大增加了社会管理的成本，成为人际交往、经济运行中一大沉重负担。现在提起“信用简历”这一新生事物，不能不令人眼前一亮。但如果用人单位以为靠“信用简历”就“再也不用为核实应聘者简历的真实性苦恼”，却似乎过于乐观，在整个社会信用成了稀缺资源的情况下，一纸“信用简历”恐怕还派不了多大的用场。

   我的观点是，解决中国社会信用这个全局性问题应当有全局性眼光，探究“说话算数”的中国人何以将“信用资源”搞成如此短缺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方能收药到病除之效。而探讨这个问题从大的方面看，起码有两点：一是建立社会领导群体和领导机构的信用问题，以树立和倡导重信用的社会风尚，二是提倡和坚持“信用”在实践层面上要有具体举措，使每个社会机构、社会个体的“信用”成为不得不然的立身之本，形成正确的社会导向。

    应当承认几十年来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做得不如人意。理论上所阐明的各种宗旨、原则，各类报告、文件所明确的要求常与实际工作情况形成强烈反差，虽然每年各级政府在人代会报告中都泛泛提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在政府服务以及教育卫生住房等重要民生领域的改进与百姓的期待总是相距甚远。若干地方政府甚至信用严重缺失，以至老百姓最怕与政府打交道。三鹿奶粉的三聚氢胺事件中，有关政府部门失职渎职，更是对政府信用的一大冲击。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风气之形成总是上行下效，领导群体和领导机构的信用问题不解决，社会信用的普遍确立是不可想象的。

    社会的领导层首先要确立信用形象，以此带动和影响全社会，这应当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基本观点，但随后的实际问题是，如何使社会上层建筑建立良好的信用，真正服务于人民？这是建立中国信用问题的关键所在。不能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具有天生的优良特质，只需一些内部教育和内省功夫，就能说到做到，循规蹈矩、鞠躬尽瘁为人民。恰恰相反，与其相信高层次人士的高素质，不如相信良好的细致的制度设计，使每一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都有可靠的预防措施并使这种措施易于操作和落实。例如对机关吃喝风和行政费用疯长难以控制的问题，已经谈论了二十年以上，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何不将此费用专列，交由人大代表审议审核；再如官员贪腐问题，何不早出阳光法案，让官员申报个人财产并由专门机构审查其真实性？如此等等。正如恩格斯当年所说，一打纲领比不上一步行动。在信用问题上，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制度上的建树，哪怕先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先迈出一小步，远胜于空谈，也给人以希望和振奋。

   联系到“信用简历”这一新生事物，名称固然很好，内容仍不无可疑：“信用简历”真的“信用”吗？据说，“信用简历制作精美，内容翔实，还包括了第三方（省教育厅指定的信用鉴定机构）出具的学生信用报告。除了学生本人成长记录，学业成绩，在校不良表现，甚至银行卡的透支记录也一一记录在案”。表面制作的美观并不具有实在意义，关键在“内容翔实”是否真正令人放心，这里的“内容”由谁提供，由谁核实，“第三方”作为鉴定机构与当事人有无利益关系,是否真正独立并具有令人信赖的信用美誉？所有这些，都还要打上大大的问号。所以现在最需要关注的是要搞什么样的制度，决不是大而化之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毫无制约的所谓制度，而是真正体现人民意志和愿望的刚性制度，使所有的细节、环节和关键点都有刚性规定。信用相对稀缺的中国当今社会尤其需要如此，才能规范上层，引导全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