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三鹿集团拥有34%股份的君乐宝推出全新的纯牛奶产品。君乐宝乳业总经理魏立华表示，君乐宝乳业将通过托管、参股、收购等多种方式，全面掌控奶厅，实现全过程管理，减少原奶供应链条的中间环节，从源头上杜绝掺杂使假，确保奶源的安全优质。
 
　　石家庄行唐县安香乡西伏流村大力奶牛场老板陈大力。这里的奶牛耳朵上挂着统一的编号，能享受到统一的饲养管理和医疗保障。
　　大力养殖小区：

　　不向收奶流程不规范的三鹿供奶

　　今年38岁的陈大力是大力养殖场的老板，大力养殖场是他今年3月投资300万元兴建的，占地60亩，每亩每年的租金1200元，全部由陈大力一人支付，散户无需缴纳任何租金。在这次三鹿事件中，他的养殖小区之所以不仅没有受到损失，而且还借此不断壮大，是由于今年5月的一次选择。原本陈大力的养殖小区也是向三鹿供应牛奶的，但出于收奶流程不规范的担心，他转向为另一家牛奶生产企业供奶。

　　散户牛奶送到企业前要过至少两个中间环节

　　据陈大力介绍，过去奶源收集十分松散，出现过多中间环节。作为一般散户，奶农只负责饲养，牛奶从奶农那里送到公司一般需要经过以下环节：有的是由村里的人负责挨家挨户收奶，再将收到的奶送到奶站，经奶站送到牛奶生产企业；也有的靠近奶厅的奶农，直接将奶牛拉到奶厅，集中挤奶，然后再经过奶站送到牛奶生产企业。但无论哪种模式，牛奶在送到企业前已经过了至少两个中间环节。“中间环节一多，监管的难度必然增大，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会增加。”陈大力说，“去年年底，牛奶的需求量大，奶价也跟着疯狂上涨，每斤涨幅高达5角，牛奶需求一旦出现缺口，难免会有一些不法分子使出浑身解数增加供应量赚取高利润。”

　　事发后两个多月时间里养殖小区迅猛扩张

　　正是因为看到了中间环节过多的安全隐患，陈大力在今年5月决定弃三鹿而向另一家外省牛奶生产企业供奶。他发现，与三鹿不同的是，这家企业很少向奶厅或者奶站收奶，而是多数采取直接向养殖小区收集的模式，让他比较放心。正确的选择，让他与倒奶行为擦肩而过，除了一次检测未能合格、倒了一车奶外，他的养殖小区基本没有损失。说起那次倒奶，原因是其中一个奶农私自给奶牛使用了抗生素所致。自此之后，陈大力将各自分散饲养的模式略作改变，使用同一兽医，并统一用药，以避免某一头奶牛的不合格牛奶污染一车奶的事件再度重演。

　　据不完全统计，过去整个行唐县的养殖小区仅仅为30个左右，而如今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养殖小区迅速地扩张，达到100多个。如今大力养殖场的奶牛数量已经超过500头，其中属陈大力自己的有100头，其他都是散户自行饲养的。养殖场在9月过后迅速扩大，仅仅西伏流村就有13户奶农带着自家的120头牛“投奔”过来。“三鹿事件也并不完全是坏事，起码能够有效整顿一下过去混乱的奶业市场。”陈大力对养殖小区的未来充满信心。

　　三鹿职工刘骁：

　　赋闲在家给喝过“三鹿”的女儿当全职“保姆”

　　2008年12月6日傍晚，坐在石家庄建设南大街一家茶馆里，刘骁显得有点郁郁寡欢。可是以前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性格开朗的人。

　　多年来，刘骁以在三鹿集团工作为荣。不仅因为三鹿员工可以拥有一份让亲朋好友羡慕不已的工资福利，而且三鹿的品牌效应和巨大知名度，也让身为其员工的刘骁自豪不已。“以前每逢聚会时别人介绍我是在三鹿集团工作，周围的人总会投来羡慕的眼光，那是很体面的事情。”刘骁向本报记者说这番话时，好像是在讲述很久远的往事。“三鹿以前的效益非常好，中央电视台等各大媒体上的广告从年头打到年尾。石家庄没啥知名企业，也没什么风景名胜，外地人一说起石家庄便会想到三鹿奶粉，在某种程度上，石家庄与三鹿画上了等号。”

　　当时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1999年刘骁从石家庄当地一所重点大学化工专业毕业，分配至三鹿集团。刚开始，他在一家分厂当技术员，这与他的专业对口。2004年他调入集团总部当行政管理人员，算是提拔了。这期间，他在石家庄胜利大街购买了一套不大也不小的住房，娶了一位漂亮的报社记者为妻。两年多前，他们的女儿出生。刘骁总是对人说，他很幸运，也很知足。

　　可是，今年9月13日这一天，一切发生了改变，而且来得太突然，让刘骁和他周围的亲人、同事有点措手不及。从这一天开始，刘骁感觉身上的光环一下子变成了阴影。

　　“9月1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三鹿奶粉的事，我那天晚上在外面吃饭没有看电视。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去公司上班，同事告诉了我。这个消息简直像晴天霹雳，把我震得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当时心里怎么也不肯相信。中午的时候，公司贴出通告说，市政府要求全厂停产整顿。这时候才不由你不相信啊。”刘骁对记者说这段话时，目光黯然，瘦削的脸上闪过一丝忧郁。刘骁和他的同事当时心里尽管不好受，但也慢慢接受“产品质量出现问题”这个残酷的事实。

　　“其实在此前，我们也陆续接到全国各地反映三鹿奶粉质量问题的投诉。我们想，食品行业有消费者投诉也属正常，药厂还有人投诉呢。当时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刘骁告诉本报记者，其实早在今年8月份，根据消费者的投诉，三鹿公司自己在检查少量婴幼儿奶粉中发现了三聚氰胺。从那时起，公司便不断有经销商前来退货。

　　过去工资2000多元，现在缩水一半，而且“半失业”

　　刘骁的女儿今年两岁，此前一直喂的是本公司的“三鹿婴幼儿奶粉”。“事先职工谁都不知道自己公司生产的奶粉有问题。要不然谁还敢给自己的小孩喂呢？出事后，我带女儿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没有问题，这才放下心来。”刘骁目前几乎不用上班，在家给女儿当上了全职“保姆”。

　　但在9月13日以后的一个多月，刘骁比平时更忙，一天到晚忙着处理全国各地前来三鹿公司堵着大门退货的经销商和索赔的消费者。“我主要负责对客户的接待和解释工作，那阵子忙坏了，公司上上下下乱成一片。”刘骁说，对于有问题的产品，三鹿公司负责召回和销毁，但结石患儿的赔偿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仍有待政府出台有关政策。

　　虽然没有像奶厂的工人那样，9月13日就停产在家拿600多元的生活费，但忙乱之中的刘骁心里却非常郁闷。“以前每天上班是有具体的事做，那段时间处理善后工作却是打零工。每天干什么活不确定，心里没底。打交道的尽是来公司退货和索赔的人，我们还得处处赔笑脸，心里那个烦啊！”

　　10月底，问题产品全部销毁完了，刘骁便开始半失业，偶尔也去公司办公室坐坐，但仍无所事事。他过去每月工资有2000多元，现在缩水一半，只能拿1000多元的基本工资。“企业产品出了这么大问题，员工没有理由还拿全工资。”

　　现在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工厂能尽快运转起来

　　当然，这段时间刘骁也经常碰到向他兴师问罪的人。有些认识他的人看见他就骂三鹿是黑心企业，三鹿的员工也赚了不少黑心钱。刘骁刚开始还解释几句，后来总是默默接受别人的指责。“出了这么大的事，公司有责任，我们员工替公司受点委屈也不为过。”

　　说起三鹿面临被三元托管的命运，刘骁心情异常复杂。这段时间，刘骁不断听到有三鹿的同事跳槽。“公司机关就有几百人，有几个人想走也属正常现象。”刘骁说，来公司快十个年头了，还是很有感情的。不管公司将来被三元托管也好，被其他企业重组也好，现在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工厂尽快运转起来，“这么好的设备闲着多浪费啊！有产品生产出来，大伙现在悬着的心才能落地。”

　　这段时间，刘骁经常碰到向他兴师问罪的人。有些认识他的人看见他就骂三鹿是黑心企业，三鹿的员工也赚了不少黑心钱。刘骁刚开始还解释几句，后来总是默默接受别人的指责。

　　“不是秘密的秘密”

　　三鹿集团媒体部崔部长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目前政府工作组调查核实，已排除工厂生产环节添加三聚氰胺的可能性。

　　“养殖环节不可能添加三聚氰胺！”陈大力信誓旦旦地说，奶农根本不知道三聚氰胺为何物，奶牛饲料以干草料为主。

　　“奶站直接往原奶中添加三聚氰胺，这种可能性最大，而且在业内已不是什么秘密。”刘骁说，“从2007年年底开始，成品奶涨价，奶源非常紧缺，价格也一路走高。这时，一些奶站在利益的驱使下开始向原奶直接掺入三聚氰胺和水。这样，虽然原奶中加了水，蛋白质含量也不会降低。对于牛奶企业来说，原奶的蛋白质含量是必检的指标，但三聚氰胺根本没有包括在检验指标中。这样，奶站便可瞒天过海。”

　　刘骁还说，奶牛饲料中就算含有少量三聚氰胺成分，一般情况经奶牛身体吸收后，牛奶中的含量不会太大。

　　陈大力说，过去这里家家户户养奶牛，各家各户将挤出的鲜奶卖给设在村里的奶厅后，再转卖给奶站，由各奶站再转手卖给三鹿。“中间环节太多，在石家庄，奶源竞争非常激烈，国内几大奶厂都在这里抢奶源。鲜奶供不应求，三鹿公司有段时间见奶就收，质量检验也疏忽了，不出问题才怪。”

　　奶农刘国平：

　　连续20天倒奶后赶着奶牛投奔养殖小区

　　在行唐县安香乡西伏流村的大力养殖场里，刘国平的生活已经渐渐地恢复正常，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便是给属于自己的7头牛喂养饲料。今年40岁的刘国平2000年起开始从事奶牛养殖，回忆起今年9月的暗淡日子，脸上难免多了几分惆怅。

　　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是全国奶牛养殖第三大县，全县人口4.5万人，拥有12.2万头奶牛，每天能产奶600多吨。三鹿事件发生前，刘国平每天的工作便是饲养好自家的7头牛，村里有一群人专门负责上门收奶。他们在西伏流村挨家挨户地收集奶农们刚挤出的牛奶，之后将其送到奶站，再由奶站交送给三鹿公司。“这些人自发形成，靠着赚取奶农与奶站之间的价格差来维持生计。”刘国平告诉记者，在出事之前，村里的奶农大多跟他一样，每天只埋头伺候家里的奶牛，也从来没为牛奶处理而发愁过。

　　上门收奶的人不见了，每天160斤的牛奶无人问津

　　9月13日，刘国平平稳踏实的日子一下子发生了改变。这一天，震惊全国的“三鹿事件”曝光，公司停产，刘国平的生活瞬间掉到了冰窖里，没有任何的过渡与喘息。当时他所拥有的奶牛产奶量每天维持在160斤左右，牛奶的需求突然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上门收奶的人不见了，每天160斤的牛奶无人问津。那是刘国平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日子，从9月13日起，连续20天，他每天都心疼而无奈地将挤出来的牛奶倒入沟渠中。

　　一方面在不间断地将牛奶倒掉，收入全无；而另一方面，奶牛的饲养成本依旧，每天每头奶牛的饲料成本大约在25元左右。按照刘国平当时拥有的7头牛计算，每天将耗费掉175元，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

　　有的奶农急于将自己的奶牛出手，只好当肉牛出售

　　由于牛奶的滞销，拥有越多的奶牛意味着越大的成本支出，因此出现了行唐向外输出奶牛的现象，当时每天向外面卖奶牛的数量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三鹿事件前，奶农购买一头奶牛的价格极少低于8000元，行情好的时候甚至超过1万元，而且还出现争相抢购奶牛的场面。而三鹿事件后，截然相反，奶农由于无法应付巨大饲料成本，只好忍痛割爱，将自家的奶牛贱卖，每头价格只能在6000元左右。而有的奶农急于将自己的奶牛出手，只好当肉牛出售，一头1000斤的奶牛，按每斤4元计算，只能卖到4000多元。

　　连续倒奶20天后，刘国平与同村12户奶农一道带着自家的奶牛来到了村边的大力养殖场，在养殖小区里继续着自己奶牛养殖的生活。据了解，三鹿事件后，奶农分散的收奶模式正在逐步退出，而发展最为迅猛的便是大力养殖场这类养殖小区。在养殖小区里，刘国平无需向小区缴纳租金，每天只需把自行饲养的奶牛拉到小区的挤奶区，将挤出的牛奶卖给小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