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价格将进行历史性的重置。
　　人民币在美元价格重置过程中，将遭遇史无前例的信用危机。

　　人民币再也不是三十年前的人民币。人民币的性质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人民币的信用基础已经被系统性地破坏了。

　　人民币信用基础被破坏，使人民币丧失了自定义价格的依据。人民币不能不另有所本。这就是以美元为本位的所谓联系汇率制度。联系汇率制度使中国丧失了国际贸易自主定价的权力。这标志着国家货币管理主权的出现了严重的隐忧。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管理主权不可避免地被撕裂和侵犯。中国经济管理主权一旦丧失，中国经济将彻底沦为依附型经济。

　　人民币的信用基础是人民币价值的根本依据。人民币的信用基础是抵御货币殖民主义的最后阵地。

　　如何重建人民币信用基础，不仅仅是现实的经济问题，更是影响深远的政治问题。

　　一、人民币的历史与现实。

　　人民币是法币。它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合法流通货币。

　　一般而言，人民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信用基础。这里所说的“一般而言”，是指上述信用基础，既无法律规范，也无信托责任。政府只承担或然义务，无须承担法律责任。

　　政府发行人民币的信用基础，并无现实的物质储备或精确配比的未来税收作保证。人民币信用基础主要是建立在执政党和政府道德基础之上的。

　　人民币的信用管理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管理。人民币的信用管理水平，标志着中国行政管理的道德水平。这一点对于理解人民币的历史性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1，对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的评价。

　　建国初期，在没有充足物质储备和完备税制的情况下，人民币作为法币的信用基础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信任。中国人民将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信任，转化为对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信赖，并自然而然地延伸为货币信用。人民币的信用基础，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双向忠诚。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近乎完美地履行了这份忠诚。不要看低了这份忠诚，这是最朴实而最有效的信用。人民信而用之，中国的现代金融得以诞生。于是，在极端资本匮乏的时代，人民币成就了规模巨大的经济建设。

　　客观地说，人民币曾经达到过货币使用的极高境界。笔者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金融集团。在资本近乎零的起点上，由信仰出发建立信用，在不到三十年间，积累了庞大的公共财富。尤为可贵的是，由人民币凝聚而来的巨大财富，没有流入个人腰包，没有流失海外，而是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大的综合国力。这是全体中国国民的宝贵财产。这些宝贵的物质财产是人民币币值的原始的物质基础。请注意，计划经济时期的是中国净资产快速增长的时期。是真实的财富增长。这与单纯的营业额（GDP）增长不可同日而语。净资产（财富）的增长长期保持着人民币坚挺的币值。

　　笔者由衷钦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他们放弃了个人信用套现的机会，将之全部贡献给了人民，转化为人民币法币的强大信用。在计划经济时代，全体国民集体进行了人民币的信用积累。无数前辈们近乎无偿地为共和国服务，在漫长岁月里，他们艰苦卓绝地劳动，创造了天量的价值。但是，他们没有按劳取酬，没有形成私人财产。而是将天文数字的价值积存于人民币的内涵价值当中。

　　写到这里，笔者落泪了。

　　伟大的前辈们将巨额财富藏进“尺子”里了。三十年前，我们接过了这把“尺子”。然而，除了“尺子”之外，作为个人，我们几乎一无所有。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这把“尺子”一无所知。我们手握巨额财富，我们竟然全然不知。但是，有人却发现了“尺子”秘密，他们悄然地行动了。于是，人民币在短短三十年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

　　这无疑是一场悲剧。价值创造者和他们的子孙们没有能够享有属于他们的财富。无数人再一次走向相对贫困。然而，“利益相关者”们组成了“特殊利益集团”，攫取了这笔宝贵的财富。

　　厉以宁们似乎很懂经济学。他说社会主义是短缺型经济。真聪明！买不到东西，叫短缺；买不起东西，叫什麽呢？商场里商品丰富，就等于“极大地满足了社会需求”吗？

　　厉以宁们的话语老百姓很难听懂。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听懂。其实，他们的死穴是主体论。主体论强调，自由是相对的。厉以宁们和新自由主义者们每一句话听上去都是对的。问题在于，主体的一切美好，正是客体悲惨的原因。这种“买不起的自由”，正是“极大丰富”的原因。

　　三十年来，国内外的“自由主义者”们，获得了操纵人民币的极大自由。他们的自由已经使人民币失去了自主定价的自由。他们绝对的自由，将使中国通向被奴役的道路。

　　2，人民币在市场经济中的变化。

　　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人民币已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

　　首先，市场化过程迅速增加通货需求。通货迅速增长，导致人民币内涵价值迅速缩水。

　　笔者保守的估计，三十年来，人民币内涵价值缩水幅度超过100倍。即相当于，三十年前拥有100元现金，此刻至少应该拥有10000元的等价购买力。

　　这意味着人民币持有者财富的内涵价值被无形地剥夺了。很多在改革开放前拥有大额储蓄的人，应该足以拥有今天的房产。但是，由于内涵价值的消失，很多老人反而陷入贫困。老人们很难理解，为什麽越过越穷了？

　　储蓄者被剥夺，意味着借款者财富的急剧增长。借款能力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最有价值的特殊权利。中国金融行业成就了中国近三十年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当中，多数人获得的财富与他们创造的价值不成比例。这就与计划时期的建国者们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用特权套取信用，并用信用转换成个人财富。近三十年，中国用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改造。这样的历史轮回，确实很讽刺。

　　其次，人民币价值尺度变化导致了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价格波动，损害了人民币的信用基础。人民币终于丧失了自定义尺度的能力，必须另有所本。于是，中国实施了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至此，人民币开始异化为美元兑换券。初步丧失了人民币的管理主权。

　　人民币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变动，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笔者不否认，人民币价值变动具有某种积极意义。或许在形式上，这一变动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损害人民币信用基础的机会主义逻辑，没有能够系统保障中国国民的整体福利，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3，人民币持续贬值的经济学含义。

　　首先，从纯粹经济学角度分析，货币贬值，相当于贷款人向存款人征收的财产税。

　　这是特权拥有者通过货币政策实现的，对无特权者的财富进行的强制性剥夺。无特权者是指无法获得贷款的存款者。后者包含了普通国民、公共机构和政府部门。

　　人民币持续贬值导致的财富转移，粉碎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经济伦理。更为严重的是，它制造了特权食利者阶层。

　　其次，从纯粹经济学角度分析，货币贬值，相当于本国国民对外国消费者的消费补贴。

　　人民币持续贬值，使中国商品价格脱离真实的价值内涵。形成长期的对外财富赠予。

　　由货币政策形成的国际财富转移，往往具有增加就业的短期效果。但是，长期的、大规模的、国际性的财富转移，必然损害人民币信用的物质基础。

　　最后，人民币贬值意味着国民财富缩水。这制造出一种怪异的经济现象。总营业额（GDP）不断增长，总资产净值不断降低，总国民收益相对减少。人民币贬值是对中国国民福利的剥夺。

　　人民币持续贬值极大地损害了人民币的信用基础。

　　4，人民币的现实状况。

　　今天的人民币，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信用。理论上讲，人民币的信用主要依托于国有资产和国家税收。

　　但是，由于人民币信用的精神基础和管理基础均已遭到破坏，单纯的物质基础无法支持一种国际货币。人民币信用无法作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结算和支付手段。中国迅速发展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只能借助美元作为中介。在联系汇率制度安排下，中国无奈地放弃了通货数量管理权。人民币通货数量与外汇结算挂钩的制度性安排，已经间接地丧失了人民币的铸币权。

　　我们看到一种奇特的货币悖论出现在人民币身上。一方面，中国的物质基础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人民币信用基础不断被削弱。事实上，人民币的信用基础已经变得极其脆弱。当中国经济学家热烈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有多少中国人真正意识到人民币已经处于严重危机之中了。中国已发行的人民币通货，已经远远超过真实商品交易需求。中国政府匹配通货的商品供给能力受到国际贸易的严重制约。中国已经形成严重的国际贸易依赖。脆弱的国际贸易稳定一旦被打破，通货的平衡将彻底失控。人民币存在崩溃的可能性。

　　总之，人民币的历史实在太沉重。人民币的现实确实很严重。

　　二、纸币的信用基础。

　　笔者将纸币的信用基础归结为三大基础：精神基础；物质基础；管理基础。

　　精神基础。

　　就哲学意义而言，纸币是由信仰延伸出来的信用。信用总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超越物质形式，凝聚公众的念力，从而产生的超越物质的精神力量。美元之所以印上“IN GOD WE TRUST”，并非儿戏。这里面蕴含了基督教新教伦理。这是一种承诺。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有义务恪守独立、自由、民主、平等、诚实、公正、勤劳、节俭、效率等普世价值，并将这种普世价值体现在货币的价值当中。正是许许多多的人，认同这一信仰，形成基本的信任，才有了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美元信用。请注意，金币是不需要信仰的，它的价值就是其自身；纸币是需要信仰的，作为一种符号之所以有价值，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力量。这一点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这意味着，铸币者需要坚守基本的道德底线。任何忽略和轻视纸币精神基础的行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古今中外，亡国灭种者，无不源于信用破产。换句话说，一方小小的纸币，昭示着该国治国者的道德水准。

　　物质基础。

　　货币作为通货，具有相对稳定的价值。作为代币的纸币，最终需要发币者充足的商品供应能力作保障。这种商品供应能力就是纸币的物质基础。这一点在经济学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当政府提供的通货与实际交易商品不相匹配，就会产生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甚至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同时，通货的周转效率，往往意味着资本增殖的效率，这就直接关系到资源配置合理性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理解，纸币的物质基础不仅仅是一个数量控制问题，而且是一个速度（效率）控制问题。二者需要平衡。这就揭示出货币管理的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强大的生产能力是强势货币的必要前提（但未必必然形成强势货币，例如前苏联卢布）；二是强大的流通能力是强势货币的基本保证（但未必必然产生强势货币，例如香港港币）。结论是，纸币的物质基础，决定于发币者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综合能力。

　　管理基础。

　　通货与商品交易之间的平衡考验着发币者的管理水平。在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交易的时间和空间不断扩大的条件下，通货本身和与通货相匹配的商品如何供给，需要极其强大的管理能力。这种强大的管理能力就是纸币的管理基础。这一点在政治学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当政府不真实拥有强大的资源掌控能力，就无法有效地进行大范围的通货匹配，也就无法管理一种强大的国际货币；当政府不能建立公平、高效、完整的市场体系，通货就无法充分发挥资本配置资源的功能，本币必然成为低效率货币，本币通货的效率决定了它的竞争力，也决定了它的生命力。当纸币管理出现问题，就会出现通货退出甚至沉没的状况，经济运行将产生严重问题，经济危机将难以避免。甚至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危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具备管理国际货币的能力。非常遗憾，这也包括中国在内。所以，中国仍然使用联系汇率制度。

　　纸币上述的三项基础，决定了它的信用基础。纸币的信用基础，决定了它的国际地位。纸币的国际地位，决定了发币国的世界地位。事实上，信用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越其他形式的物质力量（例如军事力量）。成为“文明”世界新的统治力量。

　　三、人民币的信用基础。

　　确保中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良性互动，需要一个强大的货币。为此，人民币需要坚实的信用基础。

　　首先，必须赋予人民币坚定的精神基础。

　　笔者认为，我国需要实现儒家思想的系统重建。我国需要在必要的时候修宪，构建基于儒家思想伦理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并以此为基础重建宪政体制，延伸出与世界法律规范有机契合的中国现代法律规范。并以此为基础，重建中国的经济伦理，并以此影响和规范世界的经济伦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不敢触碰道统和法统问题。这将最终在体制（体统）上出现无法逾越的障碍。如果我们没有信仰，或者我们的信仰不具有普世价值，那张凝结着信仰的符号，能够获得多少国家的信任呢？单纯的物质基础能够建立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吗？

　　其次，必须赋予人民币坚实的物质基础。

　　物质基础当然不是GDP。人民币的物质基础是中国政府匹配通货的商品供给能力。这包含了生产和流通两种能力。这实际上是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政府如何具备这样的能力呢？大体上，需要三个方面的努力：第一，战略性的生产和储备能力（基本的人、财、物）；第二，战略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可用的人、财、物）；第三，战略性的协同和运转能力（全球性资源配置）。纸币是人印制的，纸币的价值是人赋予的。赋予纸币价值的只能是具有综合能力的政府。我国政府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娴熟地使用均输与平准之策。以我国国力之大，运用得当，应具备独立支撑一种国际货币的物质基础。

　　最后，必须赋予人民币强大的管理基础。

　　笔者最忧虑的就是我国政府的管理能力问题。我国缺乏强大的思想和理论创新能力，缺乏强大的信息收集、分析、处理能力，缺乏强大的国际舆论导向能力。我们始终在进行被动的、滞后的、落后的管理。被动的、滞后的、落后的管理如何支撑一种可预期价值的货币？我国没有建立起政府整体的、系统的通货与商品的匹配能力，政府的感知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残缺而断裂。利益集团直接切入到政府管理的各个环节，导致短视、零乱、偏激的制度和政策行为。通货与商品的匹配长期处于被动适应过程。这将如何能建立起来超越国界的信心和信用？我国尚未建成完整、开放、高效的市场体系。长时期扭曲要素价格，长期在错误的价格体系中配置资源，如何能够提高通货的使用效率？这样的管理基础如何能支撑一个高效率的本币？我国迫切需要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中国当然需要思想解放。但是，最迫切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