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中国中央政府以前所未见的政策释放来拯救楼市：购房契税下调到1％，买卖双方免印花税，购房首付款调至20％，公积金贷款利率下降。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武汉、南京、杭州等地方政府早已迫不及待地推出了各自的救市政策，其中杭州的“利好政策”多达24条。

   而在公共舆论上，似乎是一边倒的嘘声。新浪的调查显示，八成网民反对政府救市。绝大多数的时政评论家也认定“政府被不良地产商绑架”，“救楼市将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

   在这样的时刻，支持政府救市，就是把脑袋伸出来找打。但是，就是被打成残疾人，我还是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政府在此刻救市，有它的“道德正义”。

  理由有两个。第一个是，实在找不出第二个启动内需的增长点。

   本轮宏观调控的残酷性和用力过猛，我已经在多篇专栏中评论过。因为政府对通货膨胀的过度敏感和处置不当，因为对中小企业的断血式打击，因为新《劳动法》的缺乏缓冲性和政府担当，因为对国际金融环境预感迟钝，因为对国际能源价格下跌的判断失误，等等等等，使得中国经济在2008年付出了很多不必要的代价。当前的宏观经济明显出现了从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急速转移的迹象。其中最明显的事实是：居民储蓄之高创下历史记录；中央及很多重要省份的税收很可能在四季度惊现负增长；9月份的贸易顺差因进口猛跌，而创下历史新高。中央政府从三季度起，开始对贷款、存款及准备金利率相继实施下调，信贷松动的迹象已经出现。

   当前的中国经济，好比到了一个化冰期。所有经历过冰雪天的人都有经验，最冷的时刻，其实不是下雪时，而是雪后结冰乃至化冰的时候。现在，大雪已经下完了，可是最冷的时刻却正在可怕的到来。

   要启动内需，靠产业提升，结构调整等等，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最合理的呼吁，也许是政府减税，涵养民间，可是，在当前的政商环境中，中央、地方税收急速下跌，要它再施此计，除非出现一个“世外高人”。所以，就现实而言，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政府还是靠“老三篇”混过这次危机，一是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二是重新唤醒房地产消费。这已经是别无选择。

   第二个理由是，当前中国房地产的不合理状态，是一个慢性病。要解决，不是靠阻止政府救楼市就能实现的——除非你想要的是玉石俱焚。从改革史的角度看，中国地产要正常化，首先要改变当前的财税制度。

   在1993年之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方式采用的是“定额上缴加递增分成模式”（上海）、“收入递增包干分成模式”（北京），这造成中央政府变成了一个“讨饭财政”，在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亿元，地方收入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鉴于这种现状，朱镕基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谈判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此后，从1994年－2002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地方财政一度变得十分拮据，其改善是从1998年之后开始的，原因就在于，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中央政府为了启动内需被迫松动房地产政策，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获得了大量的“二财政”，时至今日，很多地方的财政收入有四成到六成来自于此。这也是中国楼市畸形繁荣，以及楼价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彻底改变楼市的发展逻辑，从根本上讲，必重构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分配制度，而这显然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况且，其改革的时间点也不会在当前这样的紧缩时刻。

   慢病不能急治，这是一个道理，急病必须急治，这是另外一个道理。这就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急于拯救楼市的原因。

   在未来一年内，楼市如果不起，中国经济将委靡而出现重大危机。楼市如果起来，经济将得到复苏，可是，泡沫将越来越大，种种不公平的景象再持续延续。

   在全球持续动荡、国内惊恐萧条的大环境中，让中国经济再次启动，这是最大的道德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