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三鹿奶粉事件”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公众在对当事企业漠视生命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也对地方保护主义、监管部门失职等现象强烈不满。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失信企业在拖累政府信用，无形中加重了事故的社会危害，非常值得反思。

　　迄今，“三鹿奶粉事件”有关事宜还在陆续曝光，一些扑朔迷离的证据已将矛头指向了政府部门。比如，对于涉嫌隐瞒事故的问题，已经透过当地政府所发布的信息表露出来———三鹿集团在8月初已向当地政府汇报，随后开始暗中回收有关批次的“问题奶粉”。同时，相关质检部门网站在6月份已经接到留言投诉，有关人员对投诉事实处理不当。

　　事实上，政府信用的重要性，几乎无须进行解释。商鞅在变法伊始进行的“城门立木”之举，更是早已成为后世为政者的榜样。对于现代法治社会而言，为政者最重要的一个信用意识，就是要始终坚持“依法行政”。对于这起涉及数万家庭的事件，任何一个微小的程序瑕疵，任何一个细微的处理偏差，都有可能危及政府信用。因而，怀以“如履薄冰”的慎重态度，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显然正在考验当地政府。

　　当然，在一个法律体系日趋完善、政务信息日趋公开的社会，当地政府在处置“三鹿奶粉事件”过程中，将始终受到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和严格监督，应该能够以“排除一切困难”的勇气，真正做到“把问题彻底查清”、“决不姑息袒护”，而不会让失信企业拖垮弥足珍贵的政府信用。这一切，正是社会进步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