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我国公民的道德规范，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财富。这一宝贵的思想财富，远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夏、商、周三代的先哲们，对诚信的论述如云，十分重视诚信的人格塑造。

　　《老子》讲：“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是说：诚信的话不见得好听，好听的话不见得诚信。《晏子春秋》讲：“言无阴阳，行无内外。”是说：言行一致是诚信的特征。《墨子》讲：“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符节也。”是说：说了就要做，做了就不要半途而废，使言行一致就如同符、节那样的信物一般。《论语》讲：“民无信不立。”是说：大至一个民族，小到一个人，诚信都是立身之本。又讲：“朋友信之。”是说：人与人的交往要讲诚信。又讲：“主忠信。”是说：忠和信是人伦社会两大思想支柱。《礼记》讲：“君子诚之为贵。”是说：诚信是有高尚道德水准的人最为宝贵的品格。又讲：“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是说：诚信的定义就是不搞自欺欺人。《孟子》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是说：诚信是客观世界的要求；如何认识和实践诚信，是每一个人所言所行的正道。《荀子》讲：“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是说：有高尚道德的人提高思想品格，最根本之点是在诚信上下功夫。

　　必须说明的是：古汉语中，诚、信是独立的两个字，没有这两个字的合成词。到了现代特别是白话文提倡以后，由于诚、信都有真实、不欺、可靠、相信的涵义，人们为了加重语言表达的色彩，才发展出来“诚信”这个词。

　　翻开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史册，我们会无数次地看到：凡是讲“诚信”者，都收到良好回报；凡是不讲“诚信”者，都遭到应得的惩罚。

　　春秋时代的秦国，地处西北落后地区。由于秦孝公重用了大政治家商鞅，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落后的秦国迅速强大起来。改革弊政，实行新法，阻力主要来自旧贵族，这些旧贵族有钱、有势，商鞅的改革能否推行下去，人们普遍持怀疑态度。商鞅为了表明诚信，在国都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柱。明码标价：有能将此木柱扛到国都北门者，奖五十金。奖金优厚。这样一根木柱，一个少年也可轻易地从南门扛送到北门，出如此优厚的奖赏，大多数人都担心是一场骗局，所以无人去干。一个大胆之人，忍不住奖金的诱惑，把那木柱扛起来，从南门轻轻快快地送到了北门。商鞅立刻兑现五十金，以示诚信。以此为契机，商鞅大刀阔斧地掀起一场改革运动。在改革进行过程中，太子触犯了新法，秦朝法律曾规定：对太子不可施刑。人们对商鞅如何处理这一棘手问题，都拭目以待。商鞅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又说：“太子不可施刑，让两位太子师傅代受其刑。”就这样，处罚了太子的两位师傅。商鞅的诚信，大大推进了改革运动。

　　讲诚信而得人心，失人心者而失天下。古往今来也是这样的道理。

　　周幽王，是西周最后一任国君。他亡国丧身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不讲诚信。不讲诚信的最恶劣表现是“烽火戏诸侯”。他宠幸美女褒姒，可是褒姒难得一笑。这一天，周幽王心血来潮，猛击战鼓，下令点燃骊山烽火，传警诸侯。在周代，为了保卫镐京（在今西安西南），在京郊设有烽火台，一有敌情，即点燃烽火，白日见烟，夜间观火，日传千里，诸侯得警，立刻兴师勤王，千里驰援。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不惜搞此骗局。诸侯不知，一见烽火升起，纷纷赶赴镐京援救。到了镐京城下，并不见一个敌人，弄得诸侯个个狼狈不堪。褒姒站在城楼上，见城外诸侯的狼狈相，果然狂笑不止。殊不知，周幽王不以诚信为宝，反以行骗为乐，深深埋了祸根。不久，西戎真的入侵了，尽管烽火又点燃起来，诸侯却一个也不前来援救了，周幽王不得不吞下他不讲诚信的苦果。

　　正面、反面的史实说明：无论是立国，还是为官，还是做人，诚信是大宝，欺诈是剧毒。

　　中国传统伦理对诚信问题的探释，可以追溯到先秦儒家。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已出现“诚”的概念，《尚书?太甲下》中有“神无常享，享于克诚”的记载，此时“诚”主要指笃信鬼神的虔诚。《周易》中，“诚”已摆脱纯粹的宗教色彩，具有日用人伦的道德意义。《周易?乾》中讲：“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认为君子说话、立论都应该诚实不欺、真诚无妄，才能建功立业。“诚”在孔子那里虽未形成理论概念，但他多处讲“仁”，其修己爱人的内在意蕴与“诚”是一脉相通的。在孟子那里，“诚”逐步成为体验道德本体、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孟子以此告诫人们，“诚”是顺应天道与人道的基本法则。荀子发挥了孟子“诚”的思想，并开始以“诚”涉政，把“诚”从做人之道扩展为治世之道，指出“诚”乃“政事之本”。在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诚意”作为“八条目”之一，成为连接“格物”、“致知”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成为道德内养与外成的关节点，具有促进道德完善、家庭和睦、国家兴旺与下安宁的多种社会功能。

　　尽管汉代以后，儒学受到冲击，“诚”的崇高地位逐步丧失，但至宋明时期，伴随着理学的复兴，“诚”重新被理学家们所重视。宋明理学家们不仅对“诚”的内涵做出哲学思辨的演绎，而且把“诚”作为维护封建“天理”的精神元点加以阐发。当然，儒家释“诚”，自始至终笼罩着唯心主义的神秘光环，加之宋明以后，由于“诚”的功用和维护封建统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天理”的外在规约性，使得“诚”的本原之意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和异化，“诚”所本有的活泼之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但总的看来，儒家高度重视“诚”在成己成人成事中的重大功用，视之为道德的根本，其内在精蕴令人仰止。

　　宋以后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试图赋予“诚”以唯物主义的解释，如宋代朴素唯物主义者叶适认为，伦理道德应存在于实际事物之中，因此，他把“诚”解释为“诚然”，用今天的话讲即客观存在的事实或规律。明末清初，唯物主义哲学大师王夫之在道德修养论上充分肯定“诚”的价值。他对“诚”的解释是：“诚者，实也。实有之，固有之。”（《尚书引义》）要求人们按照客观事物的真实面目去认识它，“诚”，就是“实”。这些唯物主义思想家关于“诚”的解说无疑包含着诸多真理的颗粒。

　　纵观中国古代的思想学说，无论是对“诚”的唯心主义解释，还是唯物主义解释，都有其阶级性的内容，但同时也赋有民族性的特点与人民性的精华，其基本含义离不开真诚、诚实、诚恳、诚挚、诚笃等积极意义，这些都是成就道德人格、造就良善人伦所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