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担心不无道理。报道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银行工作人员告诉笔者，个人信用档案通过整理各家银行提交的客户资料而形成，并不通知本人。换言之，这个征信系统只从银行、电信部门等单位采集资料，而不会去核实这个人为何不按时缴费，银行等部门什么时候把客户记录在案了，也不会提醒一下。

　　看来这位银行工作人员所言不虚，有例为证：2007年10月，因为银行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四川省绵阳市市民李治江的信用卡被冻结了，他担心会影响个人信用档案。当年12月初，他在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中心查到了一个“不良记录”，基本内容就是信用卡在11月16日被冻结过。于是，他又找到工商银行，工商银行倒是很爽快地承认了错误，并让他填写了一个信息异议报告，上报给了个人征信中心。直到今年3月，李治江的“黑点”才被抹掉。而在这期间，他申请了几家其他银行的信用卡，均没有给办理。你看，明明是银行的操作失误，“不良记录”的烦恼却让李治江个人来“扛”，而且，一扛就是几个月，既误时又误事。想追问的是，这样的代价难道是李治江必须付出的吗？这家银行是不是该承担责任？“个人信用档案”为什么要像“羞答答的玫瑰”一样“静悄悄地开”？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如果征信中心光凭银行、电信部门的一面之词，说谁失信谁就失信。不作分析，不深入调查，靠什么来保证信用记录的真实有效？除了李治江之外，还有多少有误的信用档案有待矫正？

　　我们说，加强个人信用档案建设符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要求，系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然而，如果重“量”而轻“质”，让众多企业和自然人感到“糊里又糊涂”，“说也说不清楚”，那么想说爱你也并不容易。面对个人信用档案建设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结合实际，窃以为，目前至少急需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如何保证企业和自然人的知情权？个人信用档案直接影响每个企业和个人的切身利益，其合法权必须予以维护。人民银行个人征信中心(或称信用中心，下简称“征信中心”)应提高服务意识，充分尊重企业和自然人的知情权，把方案设计得完善一些，让他们方便获得告知且实际收到告知，同时也方便反馈信息，建立起良好的联系沟通渠道，让对方了解自己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风险，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明白放弃权利的后果。这样做，可以体现出征信中心的善意，以及将这种善意传达给企业和自然人的意识。从而，做到及时了解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解决问题于萌芽状态，不给个人信用档案留下隐患。

　　二是征信中心除了要求履行告知义务，还在于如何解决争议？建立个人信用档案，难免会有人对信用记录有不同意见，有争议也很正常。问题在于，对企业和个人而言，争议面前，如果没有博弈平台参与博弈则是不公平的。针对博弈失衡的局面，迫切需要建立正常的平等的利益博弈机制，构建博弈所必需的舞台和规则。当企业和自然人对“不良记录”不服时，征信中心一方面应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做到“兼听则明”。可以通过听证会等形式，使“控”、“辩”方平等对抗，将事实越辩越明，问题越说越清。在此基础上，做出调解或者公正裁决，妥善解决争议。经验证明，只有让各方通过充分的意见博弈，给所有的当事人以话语权，来捍卫他们的权利，个人信用档案建设才能有效提高质量和公信力，最终无限趋近于实体的正当性、程序的可行性与目标的实现性。

　　三是征信中心自身如何接受监督？作为被授权统一负责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的建设、运行和管理的征信中心，如何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防止其由“裁决者”变成“独裁者”，同样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我以为，应建立一个常态的社会监督机制。对此，香港的经验可资借鉴。香港的“投诉警方独立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完全独立于香港警务处的委员会，其成员主要为社会贤达，由行政长官直接委任，他们的身份包括律师、医生、教师、商人等。警监会不直接处理市民投诉，市民投诉由警务处投诉警察科调查处理，但调查报告必须由警监会来进行最后的审核。警监会若不接纳报告，投诉警察科必须补充或重新调查，直到警监会接纳报告为止。除关注个案外，警监会还会统计分析市民投诉，对于警方的工作方法和程序提出纠正或改进建议。正是由于警监会这一独立机构的存在，香港的投诉警察制度赢得了广大市民的信赖。

　　我们不妨借鉴香港的做法，结合实际，建立一整套制度，成立一个由社会人士组成的专门机构——“个人信用监督会”，接受当事人的投诉，监督征信中心的运作。“个人信用监督会”作为独立机构，不受任何权力或利益的控制，处于超然中立状态，容易赢得当事人的信任。作为“第三方”，可以填补征信中心与当事人误会和矛盾的中间地带；所带来的多元视角有助于征信中心拾遗补阙，纠正不足，一举多得，有效促进信用建设的法制化和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