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理性
　　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莫过于“人是有理性的”，现代经济分析以“效用最大化”代替了传统的“利润最大化”假定，理性是这样被理解的：人能根据自己面对的约束来作出反映一系列欲望，期望与偏好的选择，且能做出宁愿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选择。简单地说其行为准则即以”利益最大化“为标准。

　　计划经济排斥个人理性，代之以集体理性，即政府理性。计划经济认为，个体理性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无序，政府理性可替代或弥补。原因在于政府理性代表公众利益，可以防止无序，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

　　几十年计划经济的结果使我们看到了这种理性的局限性。政府（准确地说是由专家学者组成的计划当局）也不是万能的，政府理性不能代表个体理性。目前我们实行的市场经济其实也是建立在”人是有理性的“这个大前提下的

　　二，关于信用
　　信用大致上分为商业，银行信用和公开的融资信用。信用的本质是保留资产的所有权，转移其使用权。这种转移行为本身就包含了风险。两种不同类别的信用适用的客观条件并不相同，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这里仅就我国现阶段的信用状况与环境作一概括。企业与企业之间（商业信用），三角债剪不断，理更乱；企业与银行之间（银行信用），呆帐，坏帐不断，银行不是没钱，而是不敢贷款（这一点从１９９７年有银行向央行退还贷款指标，而许多企业想贷又贷不到，这一方面说明银行风险意识加强了，同时也说明了企业的信用在银行心中无数）；在公开的直接融资方面，由于政府几十年形象，国债发行一致比较顺利（这里不讨论企业在经济不景气时采取的短期行为），股票的一级市场由于暴利而吸引大量资金追逐也是大有市场，二级市场由于高换手率，表明资金高流动，也表明股票市场这种长期社会化信用并不为广大投资者所认同。

　　三，关于证券市场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政府倡导建立的，这其中政府理性起了决定作用。从为国企改革寻找出路，筹资乃至消胀，证券市场起了增加公共效用的作用。但是，政府作为市场的管理者，从股份制改革的目的－－筹集长期稳定的资金来看，政府理性无疑肯定保护投资，抑制投机。现在，关键在于如何认识投机。

　　随着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目前对投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允许一定程度的投机存在，过度投机则应抑制。这里我们也许存在几个理解上的误区：１，将投机当作是一种附带成本；２，相信政府理性能对投机的程度作出正确判断；３，相信政府对此有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这里暂不讨论对这个“度”是如何难于把握）。

　　前面我们提到，证券市场代表一种长期的社会化信用，它是建立在短期直接的信用基础上的。目前，我们的证券市场还缺乏这一基础，加上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由于种种原因如同雾里看花，对此要求投资者做长期投资是不现实的。个体理性与政府理性的冲突就在所难免。忽略这两种理性的冲突必然会导致我们方法论上的过失。现在，我们不难理解政府一会儿认为投机过度，需要抑制；一会儿又做出承诺救市（如去年９月承诺让投资者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等等），这加深了个体理性对政府理性的不信任感，间接加剧了股市的不稳定性，这又恰恰不是政府理性参与管理的初衷。

　　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政府理性管理不是不应该，相反是不够，我们讨论的只是方法问题。在市场经济下用计划经济的方法管理市场，必然受到市场规律的惩罚。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许是：１，从认识上，承认个体理性与投机的客观存在，相信投资者是有理性的；２，从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础－－建立良好的信用关系，促进中介机构的形成和完善－－着手，促进更公开，公正的竞争机制的形成，降低长期投资风险；３，基于政府在证券市场的利益要求，必须重新认识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风险与利润重新分配问题，；４，掌握市场规律，并以此规律为准绳来制定市场规则，规范市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