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胡锦涛主席出席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日方开幕式。

胡锦涛主席参观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五月“暖春”

东风洒雨露，会人天地春。

春，意味着温暖、希望和新生命。

两年来的中日关系从“破冰”、“融冰”，到“迎春”、“暖春”，一步步由冰冻走向暖融。

中日相交千年，几经干戈玉帛。尽管深冰尚未融化，但历史经验证明，和则两利，互惠才能双赢。

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历史正将中日推向新的舞台。(苏庆先)

日本人在上海

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在上海生活、工作、圆梦。

日本人在上海

他们同来自其他国家的外国人一样，一起构筑了这座海派城市的精彩。

撰稿·邵乐韵

十几年前，大多数中国人隔着电视屏幕感受《上海人在东京》的生活。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之后，伴随着东渡热潮涌动，几十万中国人赴日求学、打工，在异国他乡实现了许多现代中国人的梦。

今天，上海人在身边又看到另一部生活实录：日本人在中国生活、圆梦。他们遍布在上海的学校、企业、餐馆、超市，甚至就在家里“贴隔壁”。上海西南角的古北新区，更被称为日本人聚居区。

据日本外务省最新统计，在华长期居住的日本国民已突破12万，仅上海就有6万人。他们同来自其他国家的外国人一样，一起构筑了这座海派城市的精彩。他们的上海生活，真实反映了中日两国民间交流的现状和变化。

用心培养中国学生

在上海甘泉外国语中学，有一位名叫真木胜文的日籍老师。记者见到他时，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端坐在桌前看书，个子不高，穿着朴素，看上去跟普通的中国老先生毫无区别。

在日本退休之前，真木胜文是长崎电台的播音员。1996年，上海和长崎结为友好城市，两地政府同时启动了教师交换项目。次年9月，65岁的真木胜文以志愿者身份来到上海，进入以日语为第一外语的甘泉中学执教。

作为当时唯一的日语外教，真木胜文每周要上16节课。那时学校硬件设施还不完备，为达到最佳教学效果，真木胜文花了很多心思备课，自己整理编制教材、购买原版动画片、安排讲故事做游戏等，让学生在寓教于乐中学习日语。

有了固定住处后，他又把课堂搬进了家。周末到真木老师家做客，是学生们最开心的事，大家围坐在榻榻米上，一起练习、表演、会话，肚子饿了，还能尝到老师亲手制作的地道日本料理。真木胜文说：“我来上海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培养更多的中国学生。”

要进真木胜文老师的班，就必须遵守他的课堂纪律：尽量用日语说话；尽可能出席，缺席需请假；不许使用手机；吃完饭大家一起收拾；一定要做作业；最终一定要通过标准日本语考试一级。另外，还有最最重要的一条：绝不做坏事，要成为品行端正的人。师者，传道在先，而后授业解惑。

“作为老师，要更多地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注重他们的心智培养。培养学生成为对社会、对他人有用的人，比单纯的教书更重要。”真木胜文无形中在向学生灌输自己的价值观。

每年回国，真木胜文都会带回各种教学资料。十多年来，仅录像带就有六七百卷，如果中国没有相应的录音教材，他还会专门请夫人或朋友在日本帮忙录制。

2002年，真木胜文获得“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成为上海市普教系统获此殊荣的唯一外国专家。

在上海生活11年，真木胜文早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上个月底，学校为他庆祝了76岁生日。即将从教师岗位上退休的他，现在的最大愿望就是能拿到在上海的永久居留权。

他说，“中国和日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中国是哥哥，日本就是弟弟。中日两国应像兄弟一样友好下去，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了解日本文化，也希望中国其他城市多一些像甘泉中学这样的外国语学校，这样两国的交流就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从爱上语言到爱上城市

源雅野和久田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日本留学生，他们从高中起就学习汉语，每年暑假还到上外进行为期三周的修学。久田说，自己对中国的兴趣不仅来自语言，还因为喜欢中国菜。

据有关数字显示，截至2005年，在华外国留学生人数达14万人，其中日本留学生占了3.8%。在日本，汉语教育的加强成为推动日本学生留学中国的一大因素。

根据日本财团法人国际文化论坛的调查，1986年日本开设汉语课的高中仅46所，2005年多达553所，占当时高中总数的8.2%。而据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教授余维所作的个人统计，2007年全日本开设汉语课的高中已有630所。余维评价说：“日本的汉语教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中文已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

来上海以前，源雅野对这里的印象只是“大都市”。现在，她不仅对上海有了感性认识，也结识了不少学习日语的中国朋友。“我用汉语，她们用日语，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学习很好，对她们也有好处。”

比起源雅野和久田，北泽祐子算是大龄留学生。从日本的大学毕业后，她先在东京工作了6年，后来不忍荒废高中时打下的汉语基础，在2003年报考了复旦大学的对外汉语系，并在五角场附近租了一间房子。

“当时我是国际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和其他低龄同学会有代沟，所以跟老师相处更亲密一些。”从北泽祐子的表情来看，她很喜欢中国老师。“现在每逢过节，我会给老师发短信问候，他们也很开心：‘啊，原来你没忘记我！’还有一个退休的老师还把我当女儿来看。”

去年，北泽祐子进了一家日资企业。由于公司在青浦，每天5点不到就要起床，晚上七八点才到家。虽然忙碌，她还是觉得在上海事业发展的空间更大。“东京的工作节奏太快，地铁实在太挤了。”

为及时清清除交流中的障碍，北泽祐子随身带了一个日中电子辞典。她笑着解释说，“现在我和中国朋友交流的时间较多，几乎都把日语忘掉，对日本国内的流行趋势也不太了解了。”

北泽祐子似乎完全爱上了上海：上海菜和日本菜的口味很相近；去菜场买菜，用上海话说“便宜一点”和用普通话讨价还价，得到的效果还不一样；喜欢去书店买书，爱看鲁迅、张爱玲和钱钟书的书；偶尔去淮海路逛街买衣服，或者到襄阳公园散散步。

上海给她的感觉很亲切，只有一次，当她和朋友边过马路边用日语交谈时，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迎面说了一句“小鬼子”，一时让她感到难过。

“不过这两年中日关系会变得好起来。”她说，“首相福田康夫被认为是亲华派。希望两国能继续建立友好关系。”

在这里生活像做梦

在淮海中路、常熟路附近，拐进路边的弄堂，找到门牌号码，按门铃。一个中年男人走出来，伸出手很礼貌地打招呼：“你好，我是村尻俊二。”

进了屋，里面还有一个年轻人，戴着眼镜，看上去很斯文，交换名片才知道，他是坊发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村松茂。随后，村松茂端上一只日式茶杯：“请尝尝我们的日本清茶。”

坊发乐目前共有3名成员，除了46岁的总经理村尻俊二和34岁村松茂，还有一个24岁的小青年，也是日本人，正在外地出差。

“我们主要承接音乐活动的幕后工作，比如音响调试、器材安装、舞台布置、灯光调节等。”川尻俊二曾在上海交大学过汉语，9年多下来，经常和客户打交道，已经能说比较流利的中文。他原是一名摇滚乐鼓手，看中上海的商业发展机会，便来到这里。在交大学习期间，他加盟了另外3名中国学生组建的乐团“Freebird”(自由鸟)，到其他高校演出，去酒吧驻演，还灌了乐队自己的专辑。2001年，川尻俊二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

村松茂就是在交大学习时结识了现在的“老板”。毕业后，他曾一度回东京工作，几年前又决定到上海发展，同川尻俊二联手创业。“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现在的工作就是娱乐，自由幸福，没有压力，感觉像做梦一样。而东京的生活太过现实，很多白领……”他一边说，一边做了一个既像系领带又像勒脖子的动作。

“我们的生活状态，处在一个中间位置。”川尻俊二也在一旁比划着说，“既不是很忙碌，也不算太简朴。”

1996年初到上海旅游时，川尻俊二对上海的印象是矛盾的：“外滩的建筑很漂亮，而黄浦江的水却很脏。城市很热闹，马路上却乱七八糟。”出于好奇，他决定留在这座城市。“现在上海的发展一年比一年厉害，交通也发达了。”

2003年时，川尻俊二认识了上海顶层画廊的主持人赵丹虹，于是，“顶层画廊”和“坊发乐”这两个名词就经常联袂出现在派对和展览通告上。活动一多，经朋友介绍的朋友也就多起来，搞音乐的，办演出的，开展览的，纷纷找上门。村松茂很有自信地说：“因为我们的工作很认真。”

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工作方式终究有不同之处。村松茂说：“有时候老板(川尻俊二)看到演出舞台上堆得乱糟糟的，就觉得不行，一定要收拾干净了才能开始演出。而中国工作人员好像不太在意这个。”当然，时间长了，大家知道了彼此的脾气，也就学会互相迁就。

虽然每年元旦才回一次日本，但是他们说，现在e-mail、MSN等迅捷的网络通讯技术已经大大消除了异地的距离感，使他们随时都能和家人保持联系。再加上上海的日本餐厅、理发店等服务行业发展得很快，“几乎和在东京生活没什么两样了”。

对于未来，川尻俊二希望能参加2010年世博会的相关音乐活动，2011年到澳门去发展；村松茂则希望尽快找到一个心意相通的中国姑娘结婚，然后把坊发乐扩展到东京去。

说到中日两国的关系发展，川尻俊二打了个比方，就像月亮一样会有盈有亏，但近几年是在趋向稳定。“作为我们老百姓，总是祈祷希望两国保持友好。”村松茂作了个祈福的动作。

毫无疑问，未来，上海的川尻俊二和村松茂们会越来越多。

日本驻沪总领事隈丸优次告诉《新民周刊》：“上海的魅力在于它的国际性和开放性，对于日本人来说，无论是从事商务活动还是生活，上海都是一个理想场所。上海以及华东地区今后仍然是很多日本人来访和居住的地方。他们是日中两国互相协助和交流的主角。”

他说，“上海的日资企业对上海的发展有着很大贡献。他们除了从事企业活动，还经常思考如何对上海做出社会贡献。随着上海越来越重视服务业，日本的服务行业今后也会更多地进驻到上海。今后，在流通、物流、金融保险等行业会有更多日本企业进驻，他们都将对上海的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