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长期通胀前景的经营环境下，中国银行业的信用风险将持续加大，但从盈利角度看，利润或将呈现前高后低的特征
银行经营的首要任务便是管理随信用周期而来的信用风险。因此，重要的不是如何回避信用风险，而是如何才能做到在经历一个信用周期后，银行依然安然无恙
最近，国内主要上市银行先后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报告。出乎许多市场人士的意料，主要中资银行的盈利水平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与去年同期相比接近翻番，平均资产回报率普遍再创新高。国内银行的盈利能力似乎丝毫未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放缓、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以及国内通胀压力加大、信贷收紧和汇率加速攀升等众多不利因素影响。
然而，人们对国内银行长期盈利水平的担忧并没有因此减缓。细究银行利润好于预期的主要因素，很容易发现这主要是由于一季度银行信贷拨备成本继续保持在历史低位，不仅没有出现预期中的资产质量下滑和信贷损失反弹迹象，个别银行的信贷拨备支出甚至在进一步降低。那么，国内银行的全年盈利能力，乃至未来更长时间的银行盈利前景如何呢？笔者认为，这里的关键是需要对信贷拨备支出的今后趋势作出判断。从中国目前通胀的性质和趋势来判断，此轮持续多年的国内信用周期正向循环很可能已经结束，而一季度的信贷损失数据很可能只是信用周期从到顶走向反转的过渡阶段的表征而已。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内银行的信贷损失预计将逐步向长期趋势水平回归。
此轮通胀可能具有长期性
中国此轮通胀的直接推动因素是食品价格的持续大幅上涨，这一点很少有人存疑。可是，究竟是什么导致食品价格上涨，以及食品价格上涨与一般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之间究竟是否存在传递性？与市场上一些流行看法相反，笔者认为，通胀很可能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常态现象，而非结构性的、暂时性的价格上涨。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分析：
首先，食品价格上涨反映了在全球名义收入多年来持续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居民需求结构缓慢而持续的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所引发的相对比价重估。简而言之，居民需求结构的变化可以归纳为从较低能源占用向较高能源占用不断升级的过程。当名义收入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广义能源供给的增长速度时，这种食品相对于其他商品的比价重估迟早要发生。
其次，食品价格的涨幅之大或已触发了我国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的全面重估。通常而言，单种商品的价格波动都不具有很强的传递性，然而与其他商品不同，食品与能源的价格决定着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价格下限，即工资必须至少能够购买为满足劳动力及其家庭基本生存所需要的食品和能源。倘若劳动定价过于接近这一下限，那么食品和能源的价格上涨必然迅速传递到劳动工资上，从而使得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面临价格上涨的压力。另外从目前的情形看，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挤压要素报酬来抵消通胀压力的空间已经基本耗尽。
第三，不同商品与服务之间相对比价的调整具有非同步性，从而导致商品价格体系的重估具有长期性。另外，在信用货币环境下，价格体系的重新均衡只能够依靠价格向上调整来完成，以避免引发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也正是人类放弃贵金属本位制，转向信用货币制度的根本原因）。这方面一个最新的例证是美国。尽管房地产价格泡沫被指为美国房贷市场危机的罪魁祸首，但为避免经济陷入衰退，美联储并没有放任房地产价格的自我矫正，而是通过注入更多货币或者说通过制造通胀的办法来化解眼下的危机。
银行经营的首要任务便是管理随信用周期而来的信用风险。因此，重要的不是如何回避信用风险，而是如何才能做到在经历一个信用周期后，银行依然安然无恙
最近，国内主要上市银行先后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报告。出乎许多市场人士的意料，主要中资银行的盈利水平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与去年同期相比接近翻番，平均资产回报率普遍再创新高。国内银行的盈利能力似乎丝毫未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放缓、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以及国内通胀压力加大、信贷收紧和汇率加速攀升等众多不利因素影响。
然而，人们对国内银行长期盈利水平的担忧并没有因此减缓。细究银行利润好于预期的主要因素，很容易发现这主要是由于一季度银行信贷拨备成本继续保持在历史低位，不仅没有出现预期中的资产质量下滑和信贷损失反弹迹象，个别银行的信贷拨备支出甚至在进一步降低。那么，国内银行的全年盈利能力，乃至未来更长时间的银行盈利前景如何呢？笔者认为，这里的关键是需要对信贷拨备支出的今后趋势作出判断。从中国目前通胀的性质和趋势来判断，此轮持续多年的国内信用周期正向循环很可能已经结束，而一季度的信贷损失数据很可能只是信用周期从到顶走向反转的过渡阶段的表征而已。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内银行的信贷损失预计将逐步向长期趋势水平回归。
此轮通胀可能具有长期性
中国此轮通胀的直接推动因素是食品价格的持续大幅上涨，这一点很少有人存疑。可是，究竟是什么导致食品价格上涨，以及食品价格上涨与一般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之间究竟是否存在传递性？与市场上一些流行看法相反，笔者认为，通胀很可能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常态现象，而非结构性的、暂时性的价格上涨。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分析：
首先，食品价格上涨反映了在全球名义收入多年来持续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居民需求结构缓慢而持续的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所引发的相对比价重估。简而言之，居民需求结构的变化可以归纳为从较低能源占用向较高能源占用不断升级的过程。当名义收入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广义能源供给的增长速度时，这种食品相对于其他商品的比价重估迟早要发生。
其次，食品价格的涨幅之大或已触发了我国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的全面重估。通常而言，单种商品的价格波动都不具有很强的传递性，然而与其他商品不同，食品与能源的价格决定着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价格下限，即工资必须至少能够购买为满足劳动力及其家庭基本生存所需要的食品和能源。倘若劳动定价过于接近这一下限，那么食品和能源的价格上涨必然迅速传递到劳动工资上，从而使得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面临价格上涨的压力。另外从目前的情形看，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挤压要素报酬来抵消通胀压力的空间已经基本耗尽。
第三，不同商品与服务之间相对比价的调整具有非同步性，从而导致商品价格体系的重估具有长期性。另外，在信用货币环境下，价格体系的重新均衡只能够依靠价格向上调整来完成，以避免引发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也正是人类放弃贵金属本位制，转向信用货币制度的根本原因）。这方面一个最新的例证是美国。尽管房地产价格泡沫被指为美国房贷市场危机的罪魁祸首，但为避免经济陷入衰退，美联储并没有放任房地产价格的自我矫正，而是通过注入更多货币或者说通过制造通胀的办法来化解眼下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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