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一辆飞驰的运钞车将湖北麻城市纪委副书记撞倒，致其身亡，肇事司机被迅速拘留。3月17日，也是在湖北，当阳女市长范晓岚驾驶丰田越野车，将一名男童当场撞死。女市长“出事”直到4月10日才被媒体曝光，又过了两天才“离岗接受组织调查”。交警认定不必拘留。

    同样是超速驾车，同样是撞死人，为啥运钞车司机被迅速拘留，女市长却被认定可“宽大”？法律有如此“弹性”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法律天平之所以倾斜，恐怕还是执法者禁不住“干扰”。

    我们总在强调司法独立，行政不得干预司法。但是，地方公、检、法机关终归与本地行政长官“抬头不见低头见”，要接受其直接或间接的领导，经费划拨更需仰仗地方财政。“吃人嘴短”，仕途攸关，面对人情批条，想不给“面子”？难！这也是一些高官腐败案必须由中纪委介入、要到异地审理的重要原因。对此，有人呼吁“中央直管”、“中央财政统一保障”，可这些目前还不现实，也存在可能形成“部门强权”等争议。

    还有，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去年3月曝光河北一棉织厂生产“毒毛巾”，后经相关部门检验，该厂毛巾虽不合格，但不含致癌物。棉织厂对央视提出控告。法院最近认定“毛巾厂应容忍社会公众及媒体对其作出的苛刻批评”，驳回控告。有人评论，这是“强势媒体VS弱势企业”的胜诉。假如坐在原告席上的是某高官，或是某国有垄断大企业，被告只是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结局很难说。君不见，在彭水诗案、孟州词案、五河短信诽谤案中，弱势监督者连法院的门都没摸到，就被摆平了。

    这再度说明执法者看待问题的角度，对权力辐射的感触，对司法裁量的影响有多大。怎么办呢？法治同样需要“群体决策”。换言之，法官判决也不能搞“一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