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刚即帝位时，曾经和大臣们谈论过教化问题，他说：“现在处在大动乱之后，恐怕人民不容易教化过来。”魏征回答说：“不对。长期过着安定生活的人民骄情安逸，骄情安逸就难以教化；而经过社会大动乱的人民忧虑痛苦，忧虑痛苦就容易教化。这就如同饥饿的人不挑剔食物，口渴的人不挑剔饮水一样。”太宗十分赞同他的说法。封德彝却非难说；“夏、商、周三代以来，人民就逐渐浇薄奸诈了。所以秦朝一味依靠法律制裁，汉朝则在采用王道的同时掺杂着霸道，这是因为想施行教化却因客观条件而无法做到，并非能做到而不想做。魏征是个书生，不识时务，如果相信他的空洞理论，一定会使国家败亡。”魏征说：“五帝三王并非更换了治下的臣民才取得教化上的成功。黄帝攻打蚩尤，颛顼杀死九黎，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都能够达到太平盛世，这些难道不都是发生在社会大动乱之后吗？如果说古代人民淳朴，后来逐渐浇薄奸诈了，那么到了今天，都应该化为鬼怪了，君主怎么能够统治他们？”太宗终于听从魏征的说法。贞观元年，关中发生饥荒，一斗米价值一匹绢；二年，全国发生蝗灾；三年，又发生水灾。太宗努力处理政务并对灾区进行抚恤，灾民虽然四出乞食，但没有叹息埋怨。贞观四年，全国大丰收，流落他乡的人们都返回故里，一斗米不过三四文钱，全年判处死刑的罪犯只有二十九人。东到海边，南到五岭，都夜不闭户，旅行不用带粮食，需要时在路上可以得到。太宗对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上奏章的人都说：‘君主应当独自运用权威，不可以把它交给臣下。’又说：‘应当耀武扬威，讨伐四周的民族。’只有魏征劝朕停止武备，提倡文教，中国安定了，四周的民族自然会归服。朕采纳了他的意见。现在颉利被擒，他的部族首领都成了宿卫军官，各部落都采用了中原的衣冠，表示归顺，这都是魏征的功劳，可惜的是封德彝见不到这些了！”
贞观统治集团选择儒家道德教化的治国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以德治国方针的提出是源于历史经验的总结。贞观初，太宗就说：“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治国的则国祚延长，以法治人的，则虽能救弊病于一时，但也败亡得很快。看到从前帝王成大事，足以成为朕的镜子，如今朕想专以仁义诚信来治理国家，希望革新近代的浇薄风气。”黄门侍郎王珪说：“天下凋丧已久，陛下承其余弊，弘扬大道而移风易俗，真是万代之福。但是，若非贤人则不能致治，只有得人才可以。” 太宗说：“朕思贤情切，岂止梦寐以求！”“世必有才，随时可以求用。”
太宗实际即位才两年，政治日上轨道。某日，太宗劝勉侍臣们说：“朕以为大乱之后，风俗难移，近来看到百姓渐知廉耻，官吏人民都奉公守法，盗贼日益稀少。由此可知，人民本来没有固定的风俗，而是政有治乱罢了；所以，治国之道，必须抚以仁义，示以威信，顺从民心，除去苛刻，不作异端，天下自然就能安静。公等应该和朕共同努力于此啊！”
贞观四年，唐朝内臻盛平，外灭东突厥。这年，左仆射房玄龄提出国防军事的报告：“如今查阅武库的军事武器和装备，远胜于隋朝的时代。”太宗说：“整军经武以防备寇扰虽然是要事，然而，朕只希望卿等能存心治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这就是朕的武装。隋炀帝岂因为武装不足而灭亡，正由于仁义不修而人民怨叛的缘故啊。”
贞观十三年，王珪于正月病逝前，太宗曾经和他见面说，“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累积仁义则万物归附。人皆知畏避灾害，而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仁义之道，应当思之在心，持续努力，如果有片刻的懈怠，相去就已远了；犹如饮食对身体一般，常常让肚子吃得饱，就可以保全人的性命了。”居安思危、以德治国是贞观君臣一个基本的治国方针，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德治体系，包括宽仁慎刑与礼法合一的《唐律》，较之《隋律》宽简了许多；在经济方面，采取抚民以静，静民务农，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视为安定和治理国家的基础；还实行租庸调的赋役制度，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均田垦荒，兴修水利等；在教化上形成一套完整的道德体系，包括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反对贪鄙、杜绝谗邪等道德体系，并且太宗以身作则，塞源止流，还经常教导臣属，寓教于言行举止中。
贞观统治集团选择儒家道德教化的治国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以德治国方针的提出是源于历史经验的总结。贞观初，太宗就说：“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治国的则国祚延长，以法治人的，则虽能救弊病于一时，但也败亡得很快。看到从前帝王成大事，足以成为朕的镜子，如今朕想专以仁义诚信来治理国家，希望革新近代的浇薄风气。”黄门侍郎王珪说：“天下凋丧已久，陛下承其余弊，弘扬大道而移风易俗，真是万代之福。但是，若非贤人则不能致治，只有得人才可以。” 太宗说：“朕思贤情切，岂止梦寐以求！”“世必有才，随时可以求用。”
太宗实际即位才两年，政治日上轨道。某日，太宗劝勉侍臣们说：“朕以为大乱之后，风俗难移，近来看到百姓渐知廉耻，官吏人民都奉公守法，盗贼日益稀少。由此可知，人民本来没有固定的风俗，而是政有治乱罢了；所以，治国之道，必须抚以仁义，示以威信，顺从民心，除去苛刻，不作异端，天下自然就能安静。公等应该和朕共同努力于此啊！”
贞观四年，唐朝内臻盛平，外灭东突厥。这年，左仆射房玄龄提出国防军事的报告：“如今查阅武库的军事武器和装备，远胜于隋朝的时代。”太宗说：“整军经武以防备寇扰虽然是要事，然而，朕只希望卿等能存心治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这就是朕的武装。隋炀帝岂因为武装不足而灭亡，正由于仁义不修而人民怨叛的缘故啊。”
贞观十三年，王珪于正月病逝前，太宗曾经和他见面说，“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累积仁义则万物归附。人皆知畏避灾害，而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仁义之道，应当思之在心，持续努力，如果有片刻的懈怠，相去就已远了；犹如饮食对身体一般，常常让肚子吃得饱，就可以保全人的性命了。”居安思危、以德治国是贞观君臣一个基本的治国方针，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德治体系，包括宽仁慎刑与礼法合一的《唐律》，较之《隋律》宽简了许多；在经济方面，采取抚民以静，静民务农，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视为安定和治理国家的基础；还实行租庸调的赋役制度，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均田垦荒，兴修水利等；在教化上形成一套完整的道德体系，包括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反对贪鄙、杜绝谗邪等道德体系，并且太宗以身作则，塞源止流，还经常教导臣属，寓教于言行举止中。
 |
|
 |
发表评论 条
责任编辑:】热点资讯
相关资讯